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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上的小妹
我是靠小妹每月300元的汇款才读完三年大学的。我就读的是一所普通师范学校,学的是中文专业。因为不分配工作,一拿到毕业证,同学们都作鸟兽散,四处捕食了。
来自贫困山区的我,没有权力的关系网络,也没有送礼设宴的资本,徘徊在毕业的十字路口,我不知何去何从。
想来想去,我想到了远在南方打工的小妹,我决定,我也只能去投靠小妹了。
晚上九点,打电话给小妹,无人接听;直到十二点,才等到了小妹的声音。当我把我的决定告诉小妹后,电话那端明显停顿了几秒钟,直到我“喂”了好几声后,小妹才缓过神来,颤颤地问:“哥,你也出来打工?你们不包分配吗?”
我故作轻松地说:“国家早就不包分配了,现在都自主择业!”
“哦———”意味深长的一声叹息,我不知道算是应承还是失落。
在小妹、家人及父老乡亲看来,大学毕业就拥有了“铁饭碗”,我读的是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应该当老师。我知道,这是他们对我的期望,也是农村思想滞后的体现。
最后小妹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去,我说随时准备出发。
小妹又告诉我,她们现在正赶货,只有星期六晚上不加班,叫我最好星期六赶到她那里。
我计算好行程,提着简单的行李,开始真正走向社会,深入生活。
下了火车,转过几趟汽车,终于来到了小妹所在的工业区。
对小妹的地址,我早已烂熟于心。大学三年,我接到的汇款全是来自小妹,偶尔她也会给我写一封信来。为了省钱,我几乎不与任何人写信,所以每次一接到信件,我一嗅就知道我小妹的声音。
尽管我对小妹的地址已是烂熟于心,但在工业区穿梭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小妹的那家工厂,最后我只好投“车”问路。花了五块钱坐摩托车找到了小妹的工厂,已是晚上八点。
我一眼就认出了站在厂门口东张西望的小妹。路灯拉长了她的身影。
显然她已经等了我很久,看到我,小妹疲倦的脸上露出了几分久违的笑容,但掩饰不住脸上的苍白和深陷的双眼。
小妹带我到小摊上吃了一盘炒米粉,接下来就是要解决我的住宿问题,因为小妹住工厂,外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我原本打算去住旅馆,但小妹说住旅馆太贵,人多也不安全,就带我到附近居民区租了一间九平米的单房,每月150元房租,不包水电费。随后小妹又给我买了些日常生活用品及床上用品,就这样,我总算有了个临时的“家”。
我们聊到很多家乡的情况和童年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已是十一点,因为小妹必须在十一点半之前赶回工厂,否则就要被罚款。临走时,她从口袋里掏出500元钱,说:“哥,我这里还有一些钱,你拿去找工作用吧。”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第二天的星期天,我一大早起来就到街上买了张本地地图,然后便投奔最近的人才市场而去。
没想到,这样一奔波就是两个月,我也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
正是百万大学生毕业之际,人才市场到处都是渴求的目光,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见工的脚步。一个从普通高校中文系毕业的我,此时才知道社会竞争的激烈,看到自身专业的不足。应聘文员,千篇一律要女性。鼓起勇气到一家报社应聘编辑记者,自认为在学校当了两年刊物编辑发表过几篇豆腐块文章的我,应该是很有培养前途的对象,可别人看都不看一眼,别人要的是经验。
刚出校门时的那分自信,正一点一点地被吞噬;身上的钱,也一张一张地被花光。
小妹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来出租房看我,其间发了工资又给了我500块。求职的艰辛加上每天靠方便面度日的窘迫,我明显有点自暴自弃了,我甚至害怕去人才市场。
一天下午在工业区游荡,经过小妹的那家工厂时,我看到有很多人围在厂门口,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正在招工。热切渴望一份工作的我,不由得心头一亮,于是挤进人群。虽然听小妹说做普工很苦很累,加班时间又长,工资却很低,但我还是决定试一试。普工就普工,只要有吃有住,躲过这两个月的求职高峰再说,我想。
没有学历的竞争,没有经验的束缚,只要一张身份证,你就有机会获得这份普通的工作。我填了一张表,便通知我第二天去上班。
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但我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报到通知单去上班,碰巧我被分配到小妹所在的那个车间。小妹看到我时,脸上写满了惊讶。我故作潇洒地冲她笑了笑,她很快就避开了我视线,去忙她手上的工作了。
这是一家拥有上千人的台资鞋厂,管理非常苛刻。在喧闹的车间,随时都能听到主管等干部大声叫骂员工的声音,男的就像狮子吼,女的像老虎嚎,好像谁的叫声最大,就证明谁的权威最大似的。
流水线永不停歇地运转,好像永远有赶不完的货。流水线上的人就像一台台机器,在机械地重复一个又一个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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