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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同为一线城市深圳捡了个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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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28 15:02: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日,一篇文章《魏达志:上海不是深圳的对手,浦东也干不过前海!》引发了不少热议。魏教授指出,上海的所有制结构为央企:地方国企:外资企业:民企比重为1:1:1:1,最具活力和最具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的比重仅为上海产业结构的1/4,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由于机制问题创新的动力是不足的,外资企业即便是有创新成果,也是外国企业的成果,与上海无关。而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由于在资本,市场,人才方面都受限于大环境的影响,所以即使有创新的动能,但也很难发挥出来。与之相对比,深圳的所有制机构却极为简单,90%的都是民营企业或者个体企业,国企,央企和外企企业所占的比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直以来深圳的营商环境竞争是最充分的,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梦想之城。



在对比两座城市的企业品牌,上海的经济总量虽然仍远超深圳,但上海本地品牌几乎微乎其微,深圳却走出了华为,中兴,腾讯,万科,大疆,比亚迪等一大批全球著名企业。就连前不久深圳综合研究院旅游与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宋丁教授惊呼上海终于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块即将量产的石墨烯电池的时候,他可能并不知道研发石墨烯电池的这家企业东旭集团其实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北京民营企业,其上海的研发中心率先发布了石墨烯电池而已。所以,近年来上海的发展的确乏善可陈!

上海不是深圳对手第二个原因是上海人仍沉浸在即将被淘汰的工业文明时代。

上海四个战略性定位: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其中把国际航运中心作为战略性定位,在深圳人看来是一个莫大的笑话,因为全球的国际航运中心是要进行大规模的集装箱运输的,这种东西是伴随着加工制造业而强大的,50年代全球的集装箱最大的港口是在纽约港,在日本的横滨,在欧洲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这些是一流港口。到了七八十年代,转到了亚洲四小龙,新加坡是港口,香港是港口,台湾的高雄是港口,韩国的釜山是港口。再一轮转到了深圳、上海,转到了其它的沿海城市。



深圳要超越上海,这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其实就暗藏在这一进一退中。

从静态的数据来看,深圳2015年的GDP是1.75万亿,香港是1.79万亿,广州1.8万亿,新加坡1.83万亿,北京2.29万亿,上海2.49万亿。如果按照这个基数,按照深圳目前的发展速度,我们以2015年GDP总量达到上海去年的基数是4年 ,当然上海还会发展,只不过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上海慢下来,深圳快起来,这一快一慢,再加上深圳开始全力拓展腹地构建深莞惠都市圈,深圳超过上海的时间大约是8年-10年。那么,再过8-10年,深圳的经济总量将超过上海,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且是香港的一倍。这个未来,你能想象的到吗?

再来看前海。前海自贸区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要率先在中国原来的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基础上,要构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制。什么叫开放型经济体制?开放型经济体制是指一个国家对外的经济格局当中,它要形成内外贸一体化,投资、进出口等等的便利化。这种体制和机制是能够做到成本最小,效益最大,而且资本是双向的流动。开放型经济不一样,开放型经济不但是走出去、引进来,而且在体制和机制上要和国际衔接,要由外向型经济时代仅仅的接触世界到融入世界,并且要在全世界的分工合作体系当中获得这个国家和地区非常有利的分工的地位。



2016年 4月6号,英国金融城智库中心颁布了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伦敦排名第一,纽约第二,新加坡第三,香港第四。在排名前20的金融中心当中,美国占了5家:纽约、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中国在前20当中,第4名的香港,第16名的上海,第19名的深圳,北京排第23名。在这个时候,中国其实非常需要打造一个和伦敦、纽约能够匹配的,能够欧、美、亚三足鼎立的金融中心。所以前海就肩负着这样一个使命,它既是资本的聚集中心,又是财富的管理中心,又是金融的创新中心,它有着全球各类的、各层次的丰富的资本市场,同时它包容了各式各样的金融机构在这里聚集,它用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的方式,最大的规模、最大的速度在进行运转,它配置的资源的辐射半径应该是全球的概念,中国崛起到现在非常需要这样一个中心,其实前海在某种意义上,前海就承载着中国崛起的担当。

如果从这层意义来看,其实上海的浦东也不是前海的对手,因为普通虽然也划了自贸区,而且是中国最早的自贸区,但浦东自贸区的注册企业数量和注册金额不及前海的一半。这是深圳这座城市给予前海的未来的象征,这也是深圳能最终在中国城市竞争中最先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有足够的活力,给点希望就能跳起来!

深圳的领先:

它证明了越新越好,越高越好。一个年轻的、有着更充分的内生动力和开放活力的城市,它能在几十年间超越中国100多年来不可动摇的经济中心,证明了创业创新的力量,自主自强的力量,不墨守陈规的力量。邓小平曾说:“要发展高新技术,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们就高兴。”土地资源约束和成本压力倒逼深圳只能往上走,往高价值的创新方向走,这条路走通了,它是一条通衢大道。

它证明了新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很多人喜欢研究商帮,研究地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潜台词是,某些地方、某些人不太适合搞市场经济,不太讲信用,不太愿意吃苦。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它证明了市场经济的熔炉会接纳一切参与者,市场经济的舞台会为一切有梦想的人打开,不管你来自哪里都有机会成功。只要政府尊重市场,敬畏市场,服务市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法为本,则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会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走法治化、阳光化的服务型政府之路,就能激发起人民群众不可想象的力量。这就是新制度的力量,以及被新制度唤起的人的力量。给中国人一点阳光就能蓬勃生长,深圳证明给了全世界看。

上海的人才优势比较突出,但沈晓明也反思说,浦东各类人才128 万,乍一看数字很大,但一比较就知道,浦东人才占常住人口比例是23.4%,北京是 28.6%,深圳是 37.1%。



上海找到差距,认识到差距之时,就是存有新希望之时。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有一个强势政府,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系统。上海总能把中央交办的事情办得最稳妥,上海是中国城市中最佳的受托人。但是,一利必有一弊,上海卓有成效的网格管理和精致的海派文化的熏陶,在筛掉杂质的同时,也终结了很多活力与可能性。在上海,你很少看到就某一个问题,激发整个城市各种经济成分的热忱,头脑风暴,群策群力。上海习惯的方法是,高素质官员组织调研,找出具体目标和方向,让大家执行。听上面的话,这种行动哲学哪里都有,上海发育得最成熟。但长此以往,上海的视界就会锁定在官员的头脑里,他们再聪明也赶不上时代的快速变化。上海创新力不足的问题,官员不是不知道,但他们习惯于自己去指导如何解决。而深圳各界经常会就深圳的命运大声疾呼、上书上网、争议甚至质疑,官方总是主动给予开放式的互动。在上海,斯斯文文提点意见是可以的,官方精准组织的讨论也是可以的,但前提都是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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