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一社区
查看: 15577|回复: 0

何处是老去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归宿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9-3-20 08:49: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晨7点,建筑工地打桩机的声音唤醒了深圳坪山区新的一天。在弥漫食物和油污气味的工地厨房里,李木平穿着黑色雨靴踩着糊满油污的地板上,正为工地上的工人准备午饭。


今年47岁的李木平皮肤黝黑,身材不高,手臂却很粗壮。备好食材,李木平打开了轰隆作响的炉子和抽油烟机,一手掂锅,一手翻炒着能装满一个大铁盆的食物。


1991年,刚满20岁的李木平跟着同乡离开家乡重庆忠县。先是坐轮船,然后坐火车,最后从广州坐汽车。因为买不起卧铺或座位,他连睡觉都得站着,颠簸五天四夜,最终到达了这个陌生的南方城市——深圳。


那个年代,千百万青壮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南方。在轮船火车上挤了几个日夜,李木平想着,先在深圳找个工作,赚到了钱就回家。他没想到,一晃眼,自己已经在深圳过了大半辈子。跟许多他的同龄人一样,李木平猛然发现,养老的问题越逼越近,而比他更年长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遭遇了这个问题。


今天,曾站在改革开放前线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当年的青壮步入老年。50岁以上是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的年龄段,从2012年的不足4000万,五年间跃升至2017年的6100万人。但农民工群体中,购买养老保险的比例偏低,2017年,全国购买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有不到22%。


当第一代农民工老去,他们中很多人发现,生活的重担还没有完全从他们肩上卸下,缺乏保障的晚年更是很难算得上安稳。


老无所养


晚上八点,冬天里这个南方城市早已入夜。工地上的工人陆陆续续吃完了晚饭,开始围坐在工地小卖部门口的电视机前。李木平通常在这个时候完成最后的清扫,准备下班。在昏黄的街灯下,他骑着电动车穿过工厂区尘土飞扬的小径。左边是一排小厂房,右边凹凸排列着几层高的小楼房,都是当地人建起来出租给外地打工者的。隔一段路便是一个大排档,亮着灯,三五人围在一桌前喝酒,大声聊天。


绕过几条街,钻进小巷,李木平回到了家中。不到25平米的公寓里挤着一家三口。约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边是占了一整面墙的书架和书桌,密密麻麻摆放着儿子的书本,另一边是两张双层铁架床,下层铺着旧床单,上层杂乱地堆放着大纸箱。中间只留出一条过人的道。穿过房间后面那个勉强摆下一张圆桌的餐厅,是一个满墙油渍的厨房,瓶瓶罐罐在木架子上摇摇欲坠。挨着厨房的是一个没有门的卫生间。


到家后,李木平一屁股坐在房子角落里的一个矮凳上。白天健谈的他一到夜晚就变得沉默,只是静静地听其他人说话,时而应和两句,时而打起哈欠。“现在老了,不如从前有精力了,”他笑笑说道:“有时候晚上回来,我就这么坐着就能睡着。”


这是李木平到深圳的第28个年头。1988年,村子来了一个招工的人,说有一个香港的老板在深圳开厂,需要很多工人。


“那时候我们都不敢去,什么都不知道,以为是人贩子,” 李木平说。他的爱人那年16岁,家里有两个等着钱读书的哥哥。母亲对她说,家里没钱了,你出去打工吧。


一年过后,同乡的人发现去广东的人不但没有被拐卖,还能寄钱回家, 更多的人开始跟着招工的人走。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李木平家里的表亲也走得差不多了。在学校上到高二,李木平感觉自己考大学无望,便动了去打工的心思。


到了1991年,李木平的学校里开始传唱有关深圳的歌曲。他还在报纸上看到广东的青年一个月就花费几百元,“那时候我觉得很神奇,我们连一百块都没见过,”李木平说。1991年,全国农村的人均年收入为700元,而深圳的人均收入一个月超过400元。“那时候中国内地很封闭,我们农村根本没有什么工作的岗位,连捡垃圾的工作都没有。”


跟着同乡一行七人,李木平辗转到了深圳。但那时候他们落脚的坪山区地处偏远,让李木平大失所望。


“那时候坪山还不如我们家乡。全都是荒地、山头,镇政府就是一个泥巴糊的小平房。还经常有人打砸抢。”随后的28年里,李木平目睹了一个个山头被夷为平地,商场、酒店、高铁站拔地而起。


到深圳后,李木平先后在两个印刷厂干了九年。进厂的时候也是误打误撞。“那时候我们几十个人站成一排,走出来一个人事经理,就问了一下有没有读过书,看你顺眼就让你进去填表了。”


在印刷厂,李木平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加班加点工作到午夜是家常便饭,加班费是5块钱。他当时的工资只有200元,深圳平均工资的一半都不到。“每天累得要死,还吃不饱。但谁也不敢抱怨抗议。那时候工人多得是,你不干老板转头就找别人来干。”


李木平在印刷厂的九年,没有签过一次劳动合同,更不用说社保医保。但这是当时社会普遍的情况,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没有听说过社保,就算听说过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处。


1999年,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承认农民工购买城镇职工社保的城市,李木平这时才第一次开始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时,他曾跟两个工友一起去询问人事经理是不是可以买社保。得到的回复是:老板说了,不买。


“你能到哪里去投诉?如果再说第二天肯定就叫你滚蛋了,”李木平说。


早年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深圳的企业迅猛发展。而工人往往是议价弱势的一方。李木平在印刷厂操作的啤盒机很危险,机器压下来,一不留神,手就没了。他附近印刷厂就有工人因为这样废了一只手,工厂没有补偿,只是保证让他留下,给他换了当保安的岗位。


1999年的新政策出台后,深圳的企业开始陆陆续续给管理层人员买社保、养老保险,但很多企业都又推迟了好几年才给普通工人买社保。有不少工厂甚至到2010年后还未给工人买社保和养老保险。


印刷厂的工作太辛苦太危险,李木平听人说当厨师挺好的,便回到家乡学厨。出师之后,觉得还是深圳机会多,又回来了。工厂、餐馆李木平都当过后厨,干两年,老板不给加工资,就跳去下一家。


除了2008、2009两年的老板同意给李木平买社保,在后来的工作中仍然没有雇主给他买过社保。但那时,比起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保障,李木平更计较的是到手的工资高低。


“我二三十岁的时候,退休养老感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李木平说:“那时候我也没想过在深圳一待就这么久。以前深圳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赚钱的地方,赚够了钱就回家了。”


这也是大多数到深圳打拼的农民工最初的想法。很多人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在此长住,他们认为哪里有工作就到哪里去。


“当时政策也不明确。很多工人都担心钱放进了社保,以后又到别的地方,钱拿不回来,”李木平说。由于当时社保地区之间转移困难,农民工参保的热情不高,甚至有些农民工一旦换工作,就会去退保。


一年一年过去,李木平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他结婚生子,儿子也慢慢长大了。2011年,李木平40岁了。他突然有了危机感。整个家庭基本上没什么积蓄,夫妻两人什么保障都没有,儿子还没上大学。李木平开始担心,如果有一天,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


在深圳工作了20年,李木平只有两年的社保记录,但他需要在60岁退休年龄前缴满15年社保才能享受深圳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待遇。


于是,李木平开始去找以前工作过的雇主。按照深圳市的规定,对雇主只能强制追缴两年社保。如果要再补缴更多,只能跟雇主协商。但大多雇主并不愿意打开这个补缴的口子,否则欠下的前员工的“债”可能让他们无法承担。


李木平一开始是周末跑,闭门羹吃过,老板不认账也碰过。后来发现收效甚微,他索性把工作辞了,天天到处找以前的雇主,跑社保、劳动部门。


李木平的坚定和动力,除了来自夫妻俩养老的问题,更急迫的原因是他儿子上学的问题。儿子要在深圳上公办高中,需要父母缴满三年社保。一年跑下来,李木平东磕西碰总算凑足了一共七年的社保。如果他60岁前保持缴纳社保,他就能够拿到养老金,但他现在的雇主仍然没有给他买社保。


多年来,李木平夫妻一点一点存下了大概十万元,但是这笔钱他们从来不动,打算留给儿子支持他顺利上完大学。说到儿子,李木平常常满脸自豪,反复说,“我儿子成绩好。他喜欢画画,将来希望他能考清华美院。”


李木平家简陋的铁门上贴满了儿子从小到大画的画。拥挤的小房间里没有多余的空间,电视机只能架在小冰箱上,一家三口也只靠墙上扣着的三页小电扇度过深圳的炎炎夏日。但家里的冰箱上,以及唯一的一小面白墙上,贴着李木平鼓励儿子的话:“花开不是为了花落,是为了绽放,生命不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活得精彩。打磨自己的过程很疼,但是最终能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在最美的高中三年时光,做最好的自己。”


儿子成绩好,学校老师给他免了一半的学费生活费,但是学美术开销大,买颜料、写生都要钱,李木平每年仍然要支付2万多元。“他喜欢画画,想给他一个好的环境,”李木平这样说。


对于未来,李木平还没有来得及细想,走一步算一步。“我这么折腾,也就是想为自己老了之后留一点保障,”他说,“深圳这个地方这么繁华,是千千万万的打工者用血汗筑起来的。我们在深圳贡献了二十几年,但看看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乡关何处


对于很多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即便在城市生活多年,心理上的“家”始终是农村的家乡。许多人在深圳辛苦奋斗了大半辈子,临老了,认为终于能松一口气,希望能落叶归根。但他们年纪越大,很多人开始发现,回乡,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


李木平比杨秀凤幸运,至少他还有希望拿到深圳的城镇职工退休金。52岁的杨秀凤到深圳22年,要拿到深圳的职工退休金对她而言似乎已经不可能了。而压在她身上的,还有沉重的房贷。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儿子房子的房贷还要还20年,我们只能继续工作了。”杨秀凤爱笑,但说到未来的计划,她的眼神黯淡了下来,看着远处,若有所思。


杨秀凤在同一个塑胶厂干了20多年,直到2013年,公司才开始给她们买社保。但按照深圳目前执行的情况,女工40岁以后第一次买社保的,退休的时候买不足十年,便不能拿到深圳的职工养老保险。


深圳平均职工养老保险是每月4400 元,由于农民工一般交的都是最低档的,他们一般拿到的是1300元。如果杨秀凤不能领到深圳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她只能回乡拿农村的居民养老金,每个月只能领到约90元。


杨秀凤50岁的时候,工厂跟她终止了合同,算她从工厂退休了。但她一分钱的保险都没有,甚至连医保也随之结束了。可是,杨秀凤不甘心就此回乡,她也不能回乡。


2011年的时候,为了以后给儿子找老婆,杨秀凤和丈夫决定咬牙为儿子在他工作的枣阳市买房。他们一口气把他们存款里的14万全给儿子付了首付。但杨秀凤一家现在每个月还要还3000块的房贷。儿子是在网上做汽车配件销售的,但收入很不稳定,一个人还不起房贷,夫妇二人只能每个月帮他付三分之二。


杨秀凤去年回湖北老家的时候询问过年纪相仿的嫂子,都说找工作难。“我现在这个年纪,回老家很难找工作的,可能只能做扫地清洁楼道的工作了,赚不了多少钱。”


工厂终止了合同之后,杨秀凤留在了深圳继续找工作,但应聘了好几家都没要。几个月后,她最终通过朋友的关系,找了一个在洗浴会所打扫房间的工作,每个月赚2900元。但是,社保、医保仍然一样都没有,生病的时候上医院、买药,都是自掏腰包。


有没有想过儿子为自己养老?杨秀凤笑说:“他自己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杨秀凤已经很久没有见儿子,跟他通话也不多。儿子三岁的时候,杨秀凤离家到深圳打工。那个年头,杨秀凤家里还没有电话,只能往家里写信。后来邻居家有了电话,想孩子的时候,就打电话到邻居家让他们喊孩子过来听电话。六年前,孩子16岁,不念书了,顶着一头黄发到了深圳。“跟我们不亲了,我们说他都说不听,”杨秀凤说。她屡次想说服儿子把头发染回黑色,儿子都无动于衷,最后她只得恐吓他说深圳的警察专抓染黄毛的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卢晖临在农村调研时发现,第一代农民工真正能靠“养儿防老”的并不多,因为农民工二代大部分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很多甚至还在靠父母供养。一旦回乡,如果没有特别的开销,第一代农民工基本可以支持自己正常的日常生活开支,但很多人因为要帮儿子买房、付彩礼,不得不重新出来打工。


杨秀凤家里原来有田,她离乡时把田给了邻居种,最近回乡的时候发现村里把地收走了。杨秀凤全不知情,不知道是被什么时候收走的,被谁收走的,以什么缘由收走的。


“如果回去,我养老金也没有,连地都没有,回去怎么办?”杨秀凤询问村里的生产队队长,队长说如果他们回去,会给他们分一些地。但具体会拿到多少地,拿到什么样的地,杨秀凤不甚了了。


即便有地,一些第一代农民工回乡后的日子仍不好过。2013年,63岁的陈世芳跟工厂结束了合同。经过四年的努力,2017年时她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深圳职工的养老金,回到了老家河南。


儿子在外打拼,孙子还是幼童,陈世芳一回家便带起了孩子。陈世芳跟老伴身体都不好,老伴有糖尿病,她也有高血压,但他们还是每天在家一边干农活,一边带着三个孙子。


现在年近70的陈世芳仍然每日承受着生活的重负。“欠外债,还不清。”儿子结婚的彩礼钱还没还上,儿子又生了孩子。“三个孙子,老大去年才开始上幼儿园,2000元一学期。老二刚断奶老三又出来了,奶粉钱都不够。”


陈世芳抱怨,现在农村种地赚不到钱,成本太高,农产品售价低,有时候天气不好收成差,还亏本。“但是你不种地没办法,要生存啊。”


陈世芳的儿子现在在浙江打工。他学历不高,工作不好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保安的工作,全家就指望着他这每个月三千多块的工资活了。陈世芳现在就希望儿子工作能好些,这样家里的负担也能轻松一些。


虽然回乡有种种问题,但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涨,让回乡成为了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无法避免的选择。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认为,回归到土地是第一代农民工老了之后的一个退路。“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城市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在城里也会感觉漂泊,甚至在儿女家里都会感到被边缘化,”贺雪峰说:“在农村,他们有朋友、熟人的圈子,又有农业收入。除非他们要到城里帮忙带孩子,或者城里有好的工作机会,否则他们会选择回到农村。”


但是目前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是,一旦这些农民工身体出现问题了,甚至生活无法自理之后,该怎么办?


对于以后有病无人照顾的问题,陈世芳还无暇虑及。“老了到了关键时候,肯定还是想孩子的 。但这个能怎么办呢?孩子回来,待个十天半个月肯定就得走了,他不可能长期呆在身边的。”


难以避免的告别


在笔者采访的10名在深圳工作超过20年的农民工中,只有一人表示退休后将会留在深圳,因为他的孩子在深圳落了户。但对李木平和许多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并没有感到深圳是他们的家。


杨秀凤来了深圳22年,生活全是工厂和家两点一线。周末唯一一点空闲的时间,她也为了多赚一些钱,在家帮人做手工活。二十多年来,杨秀凤唯一一次到深圳市中心游玩,是去年她女儿来看她的时候。


“看到了好多高楼好繁华,”杨秀凤笑了起来,脸上折出了长长的细纹:“我女儿还骗我坐了按摩椅,说是免费的。早知道是要收费的,我就不坐了!不过还挺舒服的。”


离家这么些年,杨秀凤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回家照顾家里的老人。“如果明年还是拿不到养老金,我可能就回家了,”杨秀凤说。但回乡将来怎么办,她不知道。


李木平也觉得,回乡是他最终的归宿。“深圳这个地方越来越生活不下去了。”


来深圳二十几年,李木平从未搬离过坪山区,不过家倒是搬了四次,每一次都住了好几年,房东要涨房租了,或者要把房子收回去了,才不得已搬走。


李木平说:“在这里生活二十几年,也没有觉得自己是深圳人。要是深圳人,至少有个房子、有个家吧,像我们这样租人家的房子,人家不高兴就赶你走。二十几年都是这种流浪的感觉。”


现在看来,离开在将来已经难以避免了。李木平去年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像我们原来那边的房子,翻新一下再租出去,租金涨了一倍,”李木平说。


李木平现在工作的工地是坪山的新地标,占了整整一个街区,将来要作为商住两用的小区。虽然坪山区相对地处偏远,但近几年房地产飞速发展,坪山区中心地带的房价已经从四千多涨到了三万多一平米,“等新地标盖起来,起码有五六万一平米,”李木平叹气道。


李木平住的那一片旧房子地处中心,正在大面积地拆迁改造,要建成更多的摩登高楼。这一区的幼儿园已经搬空了,好些房子拆了一半。“我们现在只能租得起老房子,但老房子现在越来越难找了。十年以后可能都没有了。以后租房子都要两三千,我们工资就那么一点,怎么生活得下去?”


李木平现在常常懊悔当年眼光短浅,没有拿钱买地盖房。“如果那时候有眼光,咬咬牙投资几万买地,现在就是百万富翁了。但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眼界,下了班就知道找女朋友,白白混了三十年。”


李木平常常讲起他一个当时一起到深圳的同乡,是个“有文化”的老师,说他如何懂得跟深圳当地人打交道,学习了技术之后投资创业,现在有车有房。不过,从他们村出来的他觉得成功的人,百分之一都不到。


李木平家不远处,新的高楼正每天向天空生长。“深圳这么多高楼,这么多房子,没有一间是我们的。”

评分

参与人数 1口碑 +10 收起 理由
MBA奶爸 + 10 赞一个!

查看全部评分

回复

使用道具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投诉举报|Archiver|手机版|标签|排行榜|广东南都全媒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ICP证粤B2-20040112   

GMT+8, 2019-6-25 15:53 , Processed in 0.125540 second(s), Total 8, Slave 7 queries , Gzip On, MemCache On.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