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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彦军:我在香港的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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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4 09:27: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过去两周,因为香港的事情,很多朋友来找我聊,包括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他们的公司已经在香港上市或即将到香港来上市。他们非常关心香港,也对香港未来的定位存有疑问。很多微信群里,关于香港的争议就更多:群友们往往分成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也经常发生愤而退群或被退群的事件。不管是左边的朋友还是右边的朋友,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讨论香港其实是基于自己的立场,也难免有预设的偏见,在这样基础上的争论往往很容易变得偏激。

我一般很少参与关于政治观点的争论,但我认为提供一些客观的事实基础很重要。我在香港生活了14年,来香港之前在北大接受教育,在北京学习和工作了8年的时间。即使后来家搬到香港,我每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也会在北京和全球各地,也有很多香港和香港以外的朋友。希望能够将个人在香港这14年的经历和体验跟大家分享,从一个普通市民的感受角度,或许可以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香港这个城市,很多问题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但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理性、客观的思考角度。

初来乍到

我2005年来到香港,以前投行的老板到贝尔斯登重建亚洲投行业务,把我招到这里。当时我很兴奋,因为香港是金融中心,但最开始几年从来没有想在香港定居,公司有补助租房,也就错过了买房的最好时机。香港房子问题是很多人心头之痛,后面我再专门说说。

很多大陆朋友刚到香港会觉得有些隔阂,我也花了些时间融入,后来发现更多问题是文化和理解的问题。举个简单例子,香港人应酬多选在中午,尤其是商务,因为晚上多是跟家人吃饭。但大陆的文化是酒桌上更好打破距离,香港人是有事说事,不是特别熟或者好朋友也不太会晚上来顿大酒。所以一些朋友来了后觉得不容易交朋友、有距离。

另外一个问题是语言,香港人讲粤语,也觉得讲粤语更亲切,不知不觉就会讲起粤语,大陆的朋友听不懂,就会抱怨起“鸟语”来。我在投行,很多上市项目需要和联交所打交道,他们几乎都是讲粤语的,所以早期投行负责执行的企业融资部门大部分都是香港人。我虽然也是广东人,但母语是潮州话,粤语也是后来学的。即使到了去年带队去一个监管机构汇报工作,还是用粤语做演讲。早期香港投行里很多本土的香港人,因为专业程度高,市场也刚在起步期,企业对上市等也不太熟悉,涌现出来的一批投行家例如“红筹之父”梁伯韬先生都是香港人。

后来市场火热起来,大陆成为投行最大生意来源,关系和对大陆的了解更重要,投行往往风向转得最快,招得更多的是有大陆有关系的人,大陆背景从以前的少数变成多数。另外,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不会讲普通话也变得很难找工作。这些本就是物竞天择,经济变化的自然结果,但因此也造成了一些冲突和埋下了一些矛盾。

其实不只香港,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类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个上海企业的IPO,当时团队里必须配一个会讲上海话的分析员,因为经常会开着开着客户就完全讲起上海话了,我不带个翻译的话就只能像一个聋子坐着,自己当时也会觉得被隔离和不快。但其实我碰到潮州人也经常会不自觉讲起潮州人话,也被人抱怨过。

语言和文化的冲突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多少会有一些,只是过去几年因为各种原因在香港被急剧放大了。每个人每个地方都难免有偏见,偏见加上情绪就很容易被上升为矛盾和冲突,如果彼此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可能就会平和许多。

在香港的头几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算很快适应了下来,业务方面我很庆幸碰到一些非常严厉却又专业的老师,帮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也通过了考验,考评很高。一切似乎都比较美好,没想到却很快碰到一场惊涛骇浪。

金融危机

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兴也金融,危机来时影响也大。

2008年的金融危机起于美国,却也很快扩散到香港,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我。贝尔斯登当时是全球第五大投资银行,在次贷市场中颇为激进,结果成为金融危机第一个倒下的大投行。

我现在还清晰记得被并购前最后一周,周三的时候我们的CEO还出来接受采访安定人心,强调公司账上还有几百亿美元现金,结果到了周五股价就急剧下降,后来发现撑不到下周一开市,只是一个周末的时间在美国政府的介入下JP就收购了贝尔斯登,周一早上JP的投行家就出现在我们的办公室说“现在我们是一个团队了”。我当时对贝尔斯登有很强烈的感情,有点接受不了,后来即使JP给了OFFER可以留下,但我还是去了瑞信。

当时也深刻体会到金融危机的残酷,贝尔斯登很多高管和员工都有公司的股票,很多人一夜之间财富急剧缩水,JP收购的时候也裁了大量的人,我当时可能是极少数有OFFER留下却辞职的。中间有个过渡期每天要去办公室上班,最开始还要忙一些交接的事,后来事情越来越少,办公室的人也越来越少,再后来连每天的报纸也没有了。

当时房子便宜,就去看楼,但后来金融危机迅速恶化,雷曼也破产,本是超级金领的投行家被商业银行视为危险人群,设立专门的团队审核投行人士的贷款需求。加上看中的房子没谈好价格,经常聚的投行朋友都觉得前途茫茫,随时准备打道回家,也就取消了置业的念头,现在看来是一个大失误。

香港没有本土市场,每一次金融危机都首当其冲,包括1997年金融危机,每天报纸都有申请破产的,很多人负资产,包括明星钟镇涛。破产的人要受到法院很多限制,钟镇涛在生活上受到的限制包括:每月的置衣和剪发费用为500至800港币、饮食2000至3000港币、住宿4000至8000港币、每天交通费为20至30港币等。直到后来他还清欠款后才恢复生活正常。

香港每过几年就受一波金融危机冲击,很多香港人见惯了大起大落,却不气馁,人生大不了从头再来,狮子山精神一直是支撑香港的一股力量。我有一次碰到一个自雇的按摩师傅,以前也是开厂的老板,后来破产,自学按摩手法,慢慢开了一个店谋生,聊起来难免感触,但却不觉他有任何怨愤,多少是一份工,把工打好就好。做股票的就更是如此,市道好的时候燕窝鱼翅,差的时候就白粥咸菜,也不觉得有什么,继续努力就是。

香港人信奉专业,打好这份工,特首也是打工的。不少的士司机年纪也比较大,有七十多岁还开出租的,六十多的司机比比皆是。最近一段时间时不时就有唱衰香港的言论出来,我却认为:只要香港人的这种精神还在,即使有艰难险阻,香港的前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当前的关键挑战是如何将这种精神传到下一代去。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如何让年轻人看到希望,努力拼搏。

香港印象

在投行十几年,经历了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出来参与创业,最开始在北京时间多,后来我们以香港为基地发展国际业务。这期间见识了香港还有大陆十几年的变化,也跑了全球很多地方,最后还是坚定地选择在香港定居,很喜欢这个地方,也聊一下我对香港整体印象的一些看法。

香港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一个规则非常清晰的地方,在规则下经营或生活,你无需畏惧也不能去踩线。政府是管治机构但更多是服务机构,官员是职业经理人,是市民聘用的,也有很多问责制,政府官员做得不好压力也很大。

有几个印象很深刻的例子,香港报税不是代扣代缴,自己每年申报然后自己缴纳。有一年因为出差,我忘了按时缴税,税局发了封信来要问责,第一次碰到这个我也紧张,就打了他们的热线电话上去,接电话的职员很客气,我解释了我的情况,他看了我以往的记录很好,就安慰我说没事,写封信上去解释就可以,后来简单写了封信,税局就也不追究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接电话的职员是什么级别,全程也不需要找什么领导。后来还有一些办理证件的问题和其他政府部门打交道,也很简单直接,态度也都很好。事情虽小,但却反映了香港制度的核心:一是以服务市民为主,不与民争利; 二是给老百姓以信任,平等对待。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制度有信心,香港最近几年有很多外来移民,以至政府要叫停投资移民,这是比较根本的原因。

这种专业服务的精神遍布在香港的很多方面,尤其是医疗和教育。香港的医生普遍脾气好,医患矛盾和信任在香港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偶尔出现一个医疗事故就是上头版头条的事情,医院自查,医管局等也会介入。我想有几个方面,一是医生的收入有保障,专业有专业的价格,患者一般也信任医生。二是医生的专业精神非常重要,香港的医生除非必要,不会上来就让你去查这个那个,有时候病人自己要求医生也会告知可能没必要,他们信奉最好的专业判断。

后来我还在想香港的医生护士其实压力也很大,为什么相对脾气没那么大,这个和职业精神也有关,大家把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开,上班拿一份工资就要承受这份工带来的压力和不适,下了班回家就是家里的生活,工作的事情不带回家。我以前也是急性子,脾气并不算太好,这几年创业事情更多、各种压力更大,现在却极少发火,跟这几年的职业培养多少有些关系。

除了医疗,香港的教育也是极好的。校长和老师都非常用心,我出差比较多,很少参加女儿的学校活动,偶尔一次去学校,老师很快就认出我是谁的爸爸,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学校严禁给老师送礼,家长也不用挖空心思想着怎么和老师搞好关系,以免老师偏心。老师往往也能做到一视同仁,脾气也很好,曾经有一次一个老师因为比较用力地甩学生的书包(不是推学生),结果就遭到家长投诉,学校要道歉保证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医疗、教育是一个社会的根本,也关系着社会的未来。香港尽管贫富差距严重,但其实也做到了在医疗和教育的基本保障,香港的私家医生和医疗很贵,但普通民众却也能享受基本优质的医疗服务,生一个小孩可以花十几万住私家病房,也可以去公立医院只花几百元。教育也如是,可以去比较贵的私立学校(私立其实被大陆同等相比收费也低),也有不收费或很低的公立,而且除了学费,平时也基本没有其他各种收费。

制度、教育、医疗是很多人选择香港的原因,香港也是全世界最好的美食天堂之一,生活也可以很舒适和有趣。正是因为这样吸引了很多人,但也抢高了房价,造成了一些矛盾。

香港挑战

香港这几年经常在风口浪尖上,争议不断,这届政府上台以来本来矛盾缓和,这次修例却又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具体事件不多做评论,主要想探讨一下这个后面深层次的问题。

香港是全世界在城市里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香港官员的专业度肯定也位居前列。职业度非常高,执行很强,但政府相应也缺乏非常长远的规划,即使有立法会也会有很多争议,议员多看重选票,更难去关注长远的问题。

高房价本身的关键是供应,这些都需要十年以上的规划,打好这份工的心态往往可以把近期的事情做得很好,长期的问题却需要更多的主人翁和创业精神,这一届的政府上任之初其实凝聚了很多共识,也制定了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可惜这次修例却消耗了来之不易的政府管治信任。关于修例对错有很多不同看法,我也不评论政治观点,但时机却再坏不过,中美贸易战,内忧外患,正是需要凝聚共识和力量的时机,在错误的时机选择一场迫切性不强的战役消耗力量实属可惜。幸好政府决定暂缓,中央这次表态也体现出大国智慧:支持、尊重和理解。希望社会能很快重复安宁,集中精力在解决民生和发展问题上。

香港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年轻人的问题。高房价、高物价下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大陆这几年推行创业文化,万众创新,虽然创业成功率不高,但也跑出很多独角兽和世界级企业,更重要的是磨砺了青年精神,温室的花朵是长不大的,经历了风雨才见彩虹。

我去过一些大学做讲座,校园里也不乏激进标语,其实值得反思,社会需要给年轻人一些上升通道。高房价下租金高企,年轻人创业也不易。从长远计,政府需要加大投入,给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香港政府的财政近几年很健康,港府其实做得不错,但长远的投入过于保守,投资是为了未来,青年人就是社会的未来他们会引导这个社会的走向,投资在年轻人身上再多也不为过,如果香港能多出一些年轻企业家,树立的榜样和影响是巨大的。

香港这几年还有不少和大陆的争议问题。香港本地人抱怨大陆来客抢占资源,大陆客人抱怨香港人歧视、忘本。很多其实是角度和偏见问题,但香港近几年政治争拗大,一些小的问题很容易被升级和煽动。香港大陆本就血浓于水,香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经济有极大贡献,香港人每每在灾难面前也慷慨解囊,汶川大地震捐了几百亿,大陆发展起来后也是香港这几年繁荣的坚强后盾。希望社会未来有更多的理性声音,大家能够摈除偏见,互相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防范一些来自两边极端的观点和煽动。香港和大陆只有比以前更紧密互动,才能在这个更不确定的环境下闯过险滩。

未来思考

不少人问我关于香港的未来和定位,我并非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对香港的未来却不悲观。香港的地位非常独特,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制度和专业优势是其他地方在短期内都取代不了的,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香港的自由经济体系也对我们的国家有很重要的作用。香港现在的财政、资本市场还是很健康的,房价尽管过高,但杠杠水平非常健康,不太可能会发生1997年的崩塌事件。

基础是好的,挑战也是巨大的:香港目前还主要是靠金融和地产,如何在新的技术发展下抢占先机、发展新的创新产业,如何和大湾区尤其深圳互补发展,非常重要。香港的未来在于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年轻人,在于所有人对香港精神的守护和发扬,在于不懈的拼搏,社会弥平争拗。香港的繁荣稳定,符合所有香港人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前路虽艰巨而漫长,在我们抱怨香港的各种问题时,更多想想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想想我们能为香港做些什么,只要大家摈除偏见,一起向前看,香港的明天就不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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